1923年"二七"罢工失败以后，陈独秀相继发表了《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对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完全错误的理论分析，形成了他的右倾错误的理论基础。其主要错误是：

　　(一)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作出错误的判断

　　中国的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终极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陈独秀却认为，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及经济状况，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全民族各阶级共同起来谋政治经济之独立"的"国民革命"，革命的前途"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他犯下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

　　(二)否认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

　　他说："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争斗之需要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的经济争斗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如手工业工人)，也并不是少数。"陈独秀既然在理论上如此低估和轻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作用，那么，在实际工作中，自然会采取不依靠工人阶级和放弃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的政策。

　　(三)低估了农民的革命性和革命要求

　　他认为："农民居住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断言号召开展农民运动，是"决不能实现的幻想"。他根本不了解农民问题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也就不懂得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广泛最可靠的同盟军，不懂得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只有领导农民革命，和农民结成联盟，才能找到推翻旧社会和建立新社会的革命力量。

　　(四)过高地估计了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他说："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革命党便须取得资产阶级的充分的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摄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

　　中共党内的右倾和"左"倾错误，各自从自己的理论出发，右倾错误只注意国共合作，而"左"倾错误只注意工人运动，但两者都忘记了广大的农民阶级。所以，他们在资产阶级进攻面前都感到自己力量不足，但又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获得广大的同盟军。于是，在蒋介石反革命阴谋的步步逼迫面前，他们束手无策，只是采取软弱无能的一让再让的政策，使蒋介石认为共产党的领导者是软弱可欺的，这就大大地助长了蒋介石篡夺革命权力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