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独秀曲折坎坷的人生征途中，无论是正确还是错误，顺境还是逆境，从风华正茂时的五次东渡日本，到告别尘世后碑文的五次变更，其间遇到过不少个“五”。对陈独秀风雨纵横、波澜壮阔的一生而言，这一个又一个“五”不过是滚滚长江中的几朵浪花，茫茫大海岸边的几枚贝壳而已。但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不峻之坂弗上”的“不羁之马”从青年到暮年、从狱内到狱外、从安庆到江津所留下的足印，更可以体现这个直率刚烈的骨鲠之士从政治到生活、从颠峰到深谷、从生前到身后面对通缉、关押、厚诬、冤陷、穷困等种种厄运只眼冷对、宁断不折的独秀之魂！

一、五次东渡日本

为了求学和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陈独秀曾五次东渡日本。

1901年11月，年仅22岁的陈独秀第一次离开祖国到日本东京学校（即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自费留学。1902年春，陈独秀从日本返回安庆，与潘赞化等人在安庆北门藏书楼发起演说会，传播新思想。

1902年9月，陈独秀第二次东渡日本，进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学习陆军军事。1903年4月回国。

1906年夏，陈独秀与苏曼殊一起第三次去日本，处暑后即返国，到芜湖皖江中学任教。

陈独秀在芜湖从事革命活动，被人告发。巡抚恩铭“欲穷治之，羽书连下”。陈独秀被

迫于1907年春第四次到日本东京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1908年秋回国，年底即返日。1909年9月回国，居杭州。

1914年7月，陈独秀第五次东渡日本，进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语。同时，应章士钊之邀协助其编辑《甲寅》杂志。1915年6月离开日本回国。

二、创办或参与编辑五份报刊

五四运动前，为了唤醒民众，鼓吹革命，陈独秀曾先后创办或参与编辑五份报纸、杂志。

1903年7月7日，章士钊在上海主笔的《苏报》被清廷查封，刚刚开始的革命斗争被迫转入低潮。8月7日，章士钊与陈独秀、张继又在上海创办了《国民日日报》，继续鼓吹革命。章士钊任主笔，陈与章总理编辑事务。章曾有诗以记其事：“我与陈仲子，日期大义倡，《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并说他与陈独秀“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亦不浣”的情景。由于该报提倡革命精神，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发行未久，风行一时，人人咸称《苏报》第二。”1903年12月，由于清廷的查禁和内部的纠纷，该报被迫停刊。

《国民日日报》停刊后，陈独秀即从上海回到安庆，旋即到芜湖。1904年2月15日，他与房秩五和吴守一创办了《安徽俗话报》，每逢朔望出版。陈独秀以“三爱”为笔名撰写大量具有强烈革命倾向的政论文，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影响被及海内外，这也必然引起国内外反动势力的仇视。1905年8月，英国驻芜湖领事以该刊报道的外交消息涉及英国，迫使清朝地方当局勒令停办此报。

1914年5月，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创办<甲寅>杂志。7月，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赴日本协助章编辑《甲寅》月刊，内容主要是抨击袁世凯违反共和原则。1915年6月返回上海。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1日易名为《新青年》。《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擂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战鼓。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中热情洋溢地讴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呼唤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当时，《新青年》是青年的导师，是青年思想解放的号角，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战鼓，《新青年》所到之处无不激起思想革命的火花。（任建树：《陈独秀大传》115页）

1918年12月22日，陈独秀一方面继续主持《新青年》，一方面与李大钊等人一起发起创办了政治时事性评论刊物——《每周评论》。该刊是一个针砭时政的战斗性刊物，它以鲜明的个性、充实的内容和泼辣的文风与《新青年》互相配合，协同战斗，对推动思想、文化革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恐慌，1919年8月30日被北洋军阀政府封闭。

三、在日本与邹容等五人严惩学监姚煜

陈独秀第二次到日本成城学校学习军事期间，由于学监姚煜（文甫）思想顽固，热衷钳制学生，压制、阻挠学生学习军事，且生活腐化，引起学生的公愤。1903年3月31日夜，陈独秀、邹容、张继、翁浩、王孝缜五人一起闯进姚的住室，声称要割掉他的脑袋。姚吓得魂不附体，苦苦哀求饶命。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于是，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陈独秀等人还把姚煜的发辫悬挂在留学生会馆，于旁书写“留学生公敌姚某之辫”九个大字。陈独秀等热血青年的反抗精神引起反动当局的报复，4月，陈独秀被迫回国。

四、五人筹备建党

1920年6月，陈独秀在与李大钊、张申府多次密商后，即与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施复亮）、陈公培五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着手起草党纲。7月19日再次举行筹备会商讨建党事宜，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五、五人联名致信孙中山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发表了《和平统一宣言》，提出和平统一军阀的主张，受到共产党人的批评。陈独秀4月18日在《向导》第21期发表《怎样打倒军阀》一文，强调不能对军阀抱有幻想，只有打倒军阀才能求得国家的统一。陈独秀也许认为单凭个人的批评份量不够，不足以使孙中山改变主张，于是当中共“三大”刚刚闭幕，陈独秀便领衔与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和毛泽东五位中共中央委员于6月25日联名致信孙中山，强调“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针，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是一脉相承的印象。……我们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她们到党的旗帜下，从人民中建立新的军队”。（《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2）第495、496页）但是，孙中山没有采纳五人的意见。

六、共产国际指定陈独秀等五人出席“六大”

1928年春，周恩来、王若飞告诉已不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陈独秀：根据国际的指示，中央决定6月间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并通知他：“国际还专门来了指示，特邀你和国焘、和森、章龙、中夏5人直接出席，不必经过中共中央推荐选举。”陈独秀马上回绝道：“莫斯科我是不会去的。”并将心中的积郁毫无顾忌地一吐为快：“八七会议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我的头上，足见早有牺牲我一人的决心。共产国际这是文过饰非，拿我当替罪羊。大革命失败了，作为总书记，我自然有责任，可共产国际更有责任，我只是国际指示的一个执行者而已。我不会做违心的检讨，也没有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的雅量。现在要我去苏联讨论中国问题，中国问题为什么要到外国讨论？苏联的问题斯大林为什么不来请教中国人？我不去给他们当反面教员。我这个人性子直，不会讲奉承话，不会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但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如果到了那里争吵起来，于谁都不好。再说，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要到莫斯科去研究，在中国就不能研究？”（黄文容：《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陈独秀到底没有去莫斯科。

七、王若飞五次为陈独秀仗义执言

陈独秀身上有缺点，投身革命后犯有错误，但他不是一个嘀嘀咕咕、拍马逢迎的小人，也不是一个口是心非、热衷搞阴谋诡计的坏人，更不是一个仇视人民、反对革命的敌人。然而，他这个开天辟地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立有殊勋的先驱却受到诸多不公正的对待，蒙受很大的冤屈。但在当时敢为陈独秀说话的人极少。王若飞不像有些人那样看风使舵，随波逐流，甚至丧失人格，落井下石。而是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将个人的得失荣辱置之度外，先后五次无所畏惧地为蒙冤的陈独秀仗义执言。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爆发后，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秘密会议，即八七会议。当时陈独秀在汉口，有人提议要陈参加，但被共产国际新派来的代表罗明纳兹一口回绝。会议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缺席审判”。困惑不解的陈独秀于9月上旬化装到上海。11月9日至11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在上海召开。陈独秀虽然在上海，但仍然没有让他参加。会议继承了八七会议的精神，扩大了“左”的情绪，对革命形势作了盲目乐观的估量，“从而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形成了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445页）

王若飞认为，大革命失败，陈独秀作为党的总书记，当然要负责任，但错误不应由陈一人承担，而应由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共同负责。至于批评和清算陈独秀错误的八七会议和十一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应当让陈独秀参加，允许本人辩白和说话，分清个人责任和组织责任，这才是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他在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反对不让陈独秀参加这次会议的意见。（董宝瑞：《王若飞“袒护陈独秀”始末》）

党的“六大”召开之前，共产国际要陈独秀参加。陈独秀说八七会议和十一月会议都不让他参加，这次去莫斯科也只有挨骂，因而不愿意去。瞿秋白要王若飞劝陈独秀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去莫斯科参加会议。王若飞说：““我本赞成他去的，后来也想那边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那时人家为了打击托洛茨基的原故来打击他”。（陈志凌等：《王若飞传》第100—101页）所以，王若飞认为，八七会议和十一月会议不让陈独秀参加是不对的，陈独秀据此不愿到莫斯科出席会议是“有部分理由的”。（陈璞平：《陈独秀之死》第95页）

6月21日，王若飞在党的“六大“会议上发言时就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现时的形势、过去的教训和目前的任务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在谈到陈独秀为什么没有出席会议时说：”独秀同志之不来，据我的观察，因在八七前后受大毛子严厉的处置，不许他参加八七会议，十一月的会议也不让他参加，又逼他速走。当时俄国党内又是与反对派争论最厉害的时候。独秀同志以为国际是决定牺牲他以维持中国党指导机关威信，又不放心他在国内，恐他发表议论产生不好影响；他以为到了国际横竖是无用的人，或者还附加一个‘托洛茨基派’的名号更辨别不清，所以表示不来，……此次国际要他来，他又联想‘上两次不许他参加会议’，联想到‘维持中国党中央威信问题’，以为到莫（斯科）亦未必能到大会。”发言最后，王若飞心情沉重、满怀忧虑地指出：“党内潜伏发展的上层同志间意气之争是于党非常有害的，我很痛心我们同志的攻击不向着敌人而向着自己内部，我并不是故意要袒护过去犯错误的人，而是反对勉强的分化，反对无教育的纪律，总要使这般做过错事的人有革命的出路，有工作表现的机会。我们蓄积政治经验的人是太少了，敌人已杀了我们不少，我们自己不好再乱糟塌。”（董宝瑞：《王若飞“袒护陈独秀”始末》）王若飞的这一席不无沉痛的竭忠直言，掷地有声，催人泪下……

在“六大”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时，王若飞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再次从维护党的团结和利益出发，果敢地提名陈独秀为候选人。王若飞的提议虽然没有被大会接受，但却表现了王若飞光明磊落、立党为公的高贵品质、顾全大局、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无私无畏、敢于直言的浩然正气！

“六大”闭幕后，王若飞留在莫斯科，准备进列宁学院深造。据王若飞夫人李培之晚年回忆，在进行入学考试时，中共驻共产国际负责人指派潘家辰向考试委员会反映：王若飞“没有资格进这个学校，他和陈独秀的关系密切”。王若飞义正词严地表示：“革命失败了，陈独秀要负主要责任，但我也不是没有责任。我不能像那些事后诸葛亮那样，把责任推给别人，好像自己一贯正确。请问你们在紧要关头提出过什么建议？不过也是跟着走罢了”。幸而主考人没有听信谗言，认为王若飞是“勇敢坚定的同志”，将他及其夫人李培之同时录取。

1929年底，苏共进行清党。张国焘借机污蔑王若飞与陈独秀跟当时的“托派”活动有牵连，王若飞被扣上“陈独秀机会主义者”的帽子，受到很大冲击。清党委员会根据中共代表团一些人的意见，建议开除王若飞的党籍。王不服，提出上诉，据理力争。后来，王若飞受到了严重警告处分，被下放到莫斯科一个工厂劳动（几个月后被学校调回）。

王若飞多次为陈独秀仗义执言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八、中共“四大”成立了以陈独秀等五人组成的中央局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四大”在上海召开。“四大”成立了由陈独秀、彭述之、瞿秋白、蔡和森和张国焘五人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仍当选为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

九、担任中共五届总书记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连续担任中共“一大”至“五大”五届总书记（“二大”、“三大”时称“委员长”），成为中共党内惟一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连续五届被选为总书记的领袖。

十、五次被捕

陈独秀一生被反动当局五次拘捕，均在社会各界正义之士的营救下幸免于难。

1913年3月20日，国会召开前夕，袁世凯派人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暗杀。7月，陈独秀起草《独立宣言》，声讨袁世凯“恶贯满盈，人民发指”。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逃亡到芜湖。由于柏文蔚部下胡万泰叛变倒向袁世凯，而芜湖驻军首领龚振鹏不仅没有率部救应，而且“残杀无度，每日枪决民众，不可胜数”。陈独秀极为愤怒，当面“痛斥其非”。龚振鹏恼羞成怒，遂将陈独秀和袁家声捆绑，“拟即枪决”。陈独秀毫不畏惧，正气凛然地高喊：“要枪决，就快点吧！”由于张子刚、刘叔雅、范鸿仙、管鹏等人的游说营救，陈独秀才得以脱险

1919年6月，陈独秀在北京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并于6月11日下午到“新世界”散发，被暗探拘捕（第二次被捕）。社会各界闻讯群情激愤，李大钊、孙中山、章士钊等人千方百计营救。政府当局迫于压力，不得不于9月16日将陈独秀释放。

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在上海渔阳里2号寓所被法租界巡捕拘捕（第三次被捕），他当时填了个假名“王坦甫”应付。哪知前来陈独秀寓所拜访的上海法院院长楮辅成和《民国日报》副刊主编邵力子也被带到巡捕房。楮辅成一见陈独秀便问：“仲甫，怎么回事，到你家就被带到这里来了？”于是陈独秀的身份暴露。在北京的胡适闻讯后即打电话给访欧刚回来的蔡元培，请他设法营救。张太雷、李达拟写电报请孙中山营救。孙中山给法租界领事发了个电报，要求释放陈独秀。国民党友人张继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伸出援手。10月26日，巡捕房罚洋100元了案，将陈独秀释放。

1922年8月9日，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铭德里2号新寓所被巡捕和督察员黄金荣拘捕（第四次被捕）。胡适获悉后首先给外交总长顾维钧写信，又找蔡元培，请他们约见法使，营救陈独秀。8月18日，法租界公堂宣判处罚陈独秀大洋400元，取保释放。当陈独秀出狱回到家中时，见专程赶到上海参与营救他的李大钊已在家中等候。“南陈北李”相见甚欢，李大钊笑着说：“你是真的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了。”

1932年10月15日，由于托派叛徒谢少珊告密并带路指认，陈独秀在上海岳州路永吉里11号被捕（第五次被捕）。10月19日被押至南京。1933年4月26日，江苏省高等法院宣判“陈独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权15年。”陈独秀愤然上诉抗辩。直到1934年6月30日，最高法院才作出终审判决，褫夺公权部分，予以撤销；陈、彭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8年，投监服刑。

陈独秀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在给胡适的信中悠然自得地写道：“还是大辟爽快些！”他在狱中会见亲友，高谈阔论，根本不把蹲监坐牢当一回事。心静之时，他读书作诗，潜心研究文字；发起脾气，他无所顾忌，嬉笑怒骂当朝权贵；狂放起来，他无视监规，照样在他的单人囚室与妻同房。陈独秀狂放不羁、笑傲权贵的形象在狱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起“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淞沪战役爆发。日本飞机空袭南京，江苏第一监狱也遭到轰炸，陈的囚室坍塌，幸亏他卧在桌子底下才幸免于难。他在北大的学生、时任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陈钟凡来探望时告诉他，已“商请胡适之联名保释”，但政府当局表示“要本人具悔过书，立即办到”。陈独秀听后大怒，说：“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在社会各界的倾力帮助下，8月21日，司法院长居正呈文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查陈独秀前因危害民国案件，……处有期徒刑八年，在江苏第一监狱执行。该犯入监以来，以逾三载，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往，籍策将来，据请钧座依法宣告，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陈独秀看了怒不可遏，当即致信《申报》编辑部，批驳政府的减刑令：“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

8月23日，陈独秀走出南京老虎桥监狱，结束了他第五次被囚禁的生活。

对于蹲监坐牢，陈独秀有他独特的理解。他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十一、五人临时中央局成立，陈独秀自此“即不视事”

1927年7月8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电令，指出中国革命遭受一连串的失败，其原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所犯的一连串的最严重的错误”，要求中国共产党“采取种种办法，纠正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在政治上健全党的领导机构”。根据这一指示，7月12日，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由张国-焘、张太雷、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局，陈独秀自此“即不视事”。当时鲍罗廷提议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陈独秀表示拒绝。他后来致函临时中央局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

五人临时中央局的成立，宣布了陈独秀自此“即不视事”，标志着他从颠峰走向深谷的开始。

十二、中共中央决定开除陈独秀等五人的党籍

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名道姓地指令：“党应当进行无情的斗争，来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主张”。11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党籍的决议案。陈独秀从此便离开了他出生入死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

十三、陈独秀的“五反”罪名

当时，中央在开除陈独秀等五人党籍的“决议案”中，认定陈独秀等人“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公开承认已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党所开除的托洛茨基为同志，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向去了。”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不到一个月，既于12月10日发出了《告全党同志书》，对开除他们五人党籍“决议案”中的认定抗辩说，中央“凭空加我以反革命的罪名，……这就是现代中国人新发现的攻击异已的武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之五及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十四、担任托派五人书记处的书记

1931年5月5日，托派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由五人组成的书记处，陈独秀为书记，陈亦谋为组织部主任，郑超麟为宣传部主任，王文元为党报主编，宋逢春为秘书。

十五、在南京监狱坐牢近五年

陈独秀于1932年10月15日在上海第五次被捕，旋即押解到南京。1933年4月26日，江苏省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权15年。陈独秀愤然上诉抗辩。6月22日，陈独秀的《上诉状》被高等法院检察官驳回。7月7日，陈独秀又写了《再抗辩书》请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转交。最高法院直到1934年6月30日才作出终审判决：原判决关于褫夺公权部分，予以撤销；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处有期徒刑8年。终审宣判后，陈独秀便被押解到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服刑。1937年8月，由于日军狂轰滥炸，社会各方奔走营救，陈独秀于8月23日提前出狱，在狱中过了近五年。

十六、陈独秀出狱后与五位中共党人（或其代表）的接触

1937年8月，陈独秀刚刚出狱便与中共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博古见了面。叶剑英、博古将与陈独秀谈话的情况对罗汉说：“关于合作抗日问题谈得很融洽”（任建树：《陈独秀大传》605页）。

9月，陈独秀从南京到武汉。10月16日，罗汉陪中共代表董必武在武汉拜访了陈独秀。据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记述：“董必武衔中共中央之名，曾去访问他（指陈独秀）一次，……劝他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个书面检讨，回党工作。他说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

由于刚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王明和康生公开诬陷刚从国民党监狱获释的陈独秀是“日本汉奸”，引起社会各界的公愤。陈独秀更是义愤填膺地写文章痛驳王明、康生对他的诬陷。“汉奸事件”愈闹愈大，“这种明显的诬蔑对中共来说也无疑是自坏形象。于是延安方面便指派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负责平息这场政治风波。”（张宝明、刘云飞：《陈独秀的最后十年》第239页）于是徐特立便约何之瑜由长沙到武汉调解此事。徐特立成为陈独秀出狱后接触的第四位中共党人。

有些关于陈独秀的著作中说周恩来曾到江津延年医院看过陈独秀。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周恩来就是陈独秀出狱后接触的第五位中共党人。但是，对于周恩来是否与出狱后的陈独秀见过面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目前尚难以肯定。尽管如此，周恩来曾委托陈的好友朱蕴山到江津看望陈独秀则是事实，这样看来，朱蕴山就是陈独秀出狱后接触的第五位中共党人周恩来的代表。

十七、南京获释后的五次重大拒绝

陈独秀生性刚直倔强，宁断不折，认准的理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经常明知这样做对自己不利也不改初衷。他一生无数次拒绝，南京获释后面对诸多选择，他作出了五次重大拒绝：

一是拒绝国民党的拉拢。1937年8月23日，当陈独秀刚刚迈出老虎桥监狱的大门，国民党当局就派丁默村带着小轿车在门口等候，要接他到中央党部招待所去住，被陈独秀拒绝。当局又派朱家骅、陈果夫、陈立夫等要员向他许以劳动部长职位，或成立一个新共产党，并承诺拨10万元经费，在参议院许以五个席位，胡适、周佛海劝他参加国防参议会，等等，所有的高官厚禄、政治收买均被陈独秀断然拒绝。

二是拒绝到上海重整托派组织。陈独秀出狱后，托派想借重他的名望，要他到上海重整托派旗鼓。陈独秀深感托派一盘散沙，争斗不休，“于实际的政治斗争一无所知”，断定托派“宗派的做法没有出路”。他决计不愿再涉足其中，于是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三是拒绝到美国写自传。据包惠僧回忆，“美国一家图书公司，想请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陈独秀不去，他说他生活很简单，不用去美国，也厌烦见生人。”予以婉言拒绝。

四是拒绝组建新党。当时，背叛了共产党的张国焘要求陈独秀出面组建一个工农党，陈说“我没有这个能耐。”谭平山要求他组建第三党，也被陈独秀拒绝。

五是拒绝向延安作书面检讨。陈出狱后，罗汉热心奔走，从中牵线，希望陈能到延安回党工作。但是，陈独秀在看到洛甫（张闻天）、毛泽东签署的《关于对付托陈派分子的原则的指示》提出陈独秀等人去延安的“三项条件”中有“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的话时，感到难以接受，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高语罕：《陈独秀入川后》）后来又说：“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加之王明、康生等人的诬陷，陈独秀去延安回党工作的希望化为泡影。

十八、王明、康生等五人对陈独秀的诬蔑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押解南京监禁后，社会各界人士四处奔走全力营救，连罗素、杜威、爱因斯坦等国际知名人士也都纷纷致电蒋介石营救陈独秀。然而，11月1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却发表了《不幸而言中——陈独秀要当蒋介石的反共参谋了——不信，你们等着》。11月21日《红色中华》又发表了《陈独秀！取消派！叛党！反共！》一文，称陈独秀是资产阶级的“走狗”。对这类毫无依据和近乎歇斯底里的漫骂，陈独秀一笑置之。最使他不能容忍的是，在南京蹲了近五年国民党的大牢，出狱后竟遭受到王明、康生等人的诬陷。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从莫斯科飞抵延安。当他们听说刚刚获释的陈独秀正试图与中共中央商谈合作抗日的消息后，立即火冒三丈。回国仅五天，王明便于12月4日迫不及待地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第24期发表了《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形势》。文中称：“日寇的侦探机关，必然更加设法安排自己的侦探、奸细、破坏者、暗杀者、凶手和暗害者等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他们首先是从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当中，吸收作这种卑劣险毒工作的干部”。第一次把陈独秀称之为“匪徒”，拉开了诬陷陈独秀的序幕。12月9—14日，王明又以“钦差大臣”自居，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时指责中央“过去忽视托派危险”。还说“在国际上我们可以与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王明：《中共五十年》第１９１页）

“诬陷狂”康生唯王明之马首是瞻，他在193８年1月13日和18日《解放》第29期和第30期连续发表了《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长文，诬称“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与陈独秀代表的“托匪组织”“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贴，“待有效后再增加之”云云，将“日本汉奸”的屎盆子硬扣在陈独秀的头上。

1938年5月，中共方面出了一本《托派在中国》的小册子，收入宣传反“托匪汉奸”运动的文稿10篇，其中有陈伯达写的《评陈独秀的亡国论》一文。陈伯达在文中诬陷陈独秀“现在一切的言论和行动，完全是于日寇有利的，完全是为日寇服务的”。

1942年5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又发表署名“李心清”的文章——《斥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理论》。李心清声色俱厉地批判陈独秀“五否认”：即“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否认中国三民主义，否认全世界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否认反法西斯阵线的存在和力量，否认战后世界的任何光明前途”，继续将陈独秀的一些言论和文章斥之为“汉奸理论”，进而批判“陈独秀的汉奸本质”。而此时，陈独秀正僵卧孤村，贫病交加，在死亡线上挣扎。他已没有精力、没有兴趣也没有必要与这些蛮不讲理的人论辩和抗争了。“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李心清文章发表之后第19天的5月27日，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便在一个偏僻冷落的小山村——江津县鹤山坪石墙院驾鹤大去了！

王明诬称陈独秀为“匪徒”的文章发表不到一个月，1938年1月1日，时任《新华日报》副总编辑的章汉夫在《群众》杂志第1卷第4号上发表了《肃清敌人奸细托洛茨基匪徒》的文章，斥责“托洛茨基匪徒”陈独秀散布的所谓“失败论”和“破坏抗战”的言论。（朱文华：《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评传》第357页）章的文章虽然没有什么新意，完全是按王明的口径漫骂陈独秀为“托洛斯基匪徒”，但这篇文章跟得很紧，比康生诬陷陈独秀的文章还早12天。当然，章汉夫是与王明、康生、陈伯达之流完全不同的人，他在后来的“文革”中受“四人帮”的诬陷和迫害，被关在秦城监狱四年，1972年1月1日含冤而死（三十八年前他发表诬蔑陈独秀为“匪徒”的文章也是1月1日），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

对于王明、康生等人的诬陷，陈独秀在给何之瑜的信中愤愤不平地说：“关于我，恐怕永无解决之一日，……社会自有公评。他们无情理的造谣中伤，于我无损，只他们自暴其丑陋而已。”

十九、对陈独秀鼎力相助的五位邓姓人士

陈独秀在南京坐牢和出狱流落江津后，曾先后受到五位邓姓人士的无限同情、悉心关照和鼎力帮助。

清华大学教授邓以蜇素来敬重陈独秀的学识和人品，说“独秀是个质胜文的人”。１９３３年秋，从欧洲考察归国的邓以蜇途经南京时，他不顾旅途劳顿，冒着蒙蒙秋雨赶到老虎桥监狱看望陈独秀。“最难风雨故人来”，邓以蜇雨中探监使陈独秀感到极为欣慰。

陈独秀流落到重庆后，早在日本留学时相识的邓仲纯和江津国立九中校长邓季宣热情地邀请并迎接他到江津。作为医生的邓仲纯在江津不仅照料陈独秀的生活起居，而且成为陈的保健医生，经常为陈遣药医病。如果没有邓仲纯的悉心照料，老病缠身的陈独秀晚年生活是不堪设想的。

江津当地名士邓鹤年（邓蟾秋）及其侄子邓燮康对素昧平生、穷困潦倒的陈独秀不仅在生活上多方关照，而且在陈独秀贫病交加、溘然长逝时，他们古道热肠、慷慨地赠给墓地，操办丧事，使漂泊一生、客死异乡的陈独秀得以入土为安。

二十、流落江津后的五次搬迁

陈独秀流落江津后，依然飘泊不定，居无定所。虽然邓仲纯热心相助，无奈邓妻常与潘兰珍发生口角。陈拖家带眷，进退两难，十分尴尬。此时，育才中学校董孙茂池伸出援手，在江津东门城内的“郭家公馆”腾出两间房子让陈独秀夫妇安身。

1939年初，邓仲纯在江津黄荆街83号开了一家“延年医院”，盛情邀请陈独秀去住。于是陈独秀便搬到“延年医院”居住。

住在江津白沙镇的邓鹤年获知陈独秀生活窘迫，颇为尴尬的情况后，便热情邀请陈到白沙镇休息养病。陈独秀全家来到白沙镇，被安置在宽敞舒适的邓氏别墅——“康庄”。由于条件较好，陈独秀身体状况大为好转。住了两个多月，陈独秀谢绝了邓家的热诚挽留，又回到“延年医院”。

不久，在江津县长黄鹏基的安排下，陈独秀迁到县城大西门外十多公里的鹤山坪施家大院居住。

由于这里坐落在山坳之中，环境较为闭塞，施家的小孩经常吵吵嚷嚷，陈独秀感到不太安静。在这里只住一个多月便在新结识的杨庆余的邀请下搬到了离施家大院不远的鹤山坪石墙院“杨氏山庄”住了下来，直至去世。

二十一、遗产仅有五个瓷碗

陈独秀历经风雨，饱受磨难，登峰跌谷，大起大落，一生奔波，居无定所，既未做官，更未发财，晚景凄凉，身后萧条。临终时，除书籍文稿外，他只有将在南京坐牢时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何遂赠送给他的五只古瓷碗遗留给陪他坐牢、漂泊数年的潘兰珍！

二十二、对晚年陈独秀一往情深的五位北大学生

陈独秀晚年蹲监坐牢，受诬蒙冤，颠沛流离，穷困潦倒，幸亏一些古道热肠的新老朋友纷纷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其中就有傅斯年、陈钟凡、段锡朋、杨鹏升、何之瑜五位北大学生。他们钦佩、仰慕陈独秀的学识和人品，虽然他们有的做了高官，有的成为学者，但他们对这位当年北大的文科学长始终一往情深。不管陈独秀是身陷囹圄，还是流落江津，他们或是发表文章，为陈独秀伸张正义；或是冒险探监，给陈独秀送去温暖；或是上下求索，为营救陈独秀奔走呼号；或是慷慨解囊，帮助陈独秀聊补无米之炊；或是陪伴左右，犹如亲子服侍老父；或是抚棺痛哭，送陈独秀入土为安；或是执行遗嘱，落实陈独秀托付之事……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捕，19日押解到南京。30日，傅斯年就写了《陈独秀案》一文公开发表在第24期《独立评论》上。傅斯年在文章中推崇陈独秀“在思想上是胆子最大，分解力最透辟的人，他永远是他自己。”高度评价陈独秀主办《新青年》的功绩，提醒国人“不能因为陈独秀现在累（缧）绁之中而抹杀之！”呼吁“政府处置此事，能够（一）最合法，（二）最近情，（三）最得中国二十年来最基本历史的意义”，当局决无“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之理！”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出狱时谢绝了中统局官员丁默村专车接他到中央党部招待所去住的“盛情”，而是欣然以私人情谊到当年的学生傅斯年家暂住。

陈独秀在南京坐牢时，他在北大时的学生、时任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陈钟凡经常去看他，“时常往晤，与他商量旧学”，并向他传递一些狱外的信息，给囹圄之中的陈独秀很大的精神安慰。1937年8月，日本飞机轰炸南京，陈独秀的囚室被炸坍塌，陈钟凡去看他，告诉他正“商请胡适之联名保释”。陈独秀出狱后住在傅斯年家，不久傅家附近也被轰炸，陈独秀便移居陈钟凡家。

陈独秀去世后，陈钟凡长歌当哭，写了一篇约8000字的《陈独秀先生印象记》，追忆他与陈独秀的交往和师生情谊，对陈独秀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这篇悼文的开头是陈钟凡的一首《哀词——哭陈仲甫（独秀）先生》：“生不遭当世骂，不能开一代风气之先声；死不为天下惜，不足见确尔不拔之坚贞。生死皭然斯何人，怀宁仲甫陈先生。先生之学关世运，先生之志济群生。斯世斯民方梦梦，先生肆志其孤行。孤行长往何所图？口可杜，身可诛，穷坚老壮情不渝！”

段锡朋是1917年北大法本科二年级学生，五四运动时任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自北大毕业后出国留学，回国后曾任国民党“清党”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

员等职。他不避嫌疑，甘冒风险，“常来探视”。北大友人给陈独秀的信多由段锡朋转交。大画家刘海粟从欧洲回国到南京探监看望陈独秀，就是通过段锡朋的关系。在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为“日本汉奸”时，段锡朋毅然与傅汝霖等九人联名在《大公报》上公开为陈独秀辩诬。陈独秀在江津去世后，段锡朋又从重庆赶到鹤山坪为自己的老师送葬，尽到了弟子之情。

杨鹏升青年时代虽在北京大学读书，但在北大与陈独秀并不熟悉。他们是在陈独秀从南京出狱到武汉后才认识并开始交往的。杨在北大读书时就喜欢读陈独秀的文章，后来两次留学日本，回国后跻身军界。他虽军阶少将，但平生爱好书法、国画，尤擅篆刻。他为陈独秀刻一方“独秀山民”的阳文印章，艺术品位很高，甚得陈独秀珍爱。

陈独秀流落江津后，杨鹏升在成都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谋。从1939年5月5日至1942年4月5日，近三年中陈独秀写给杨的信就有40封之多。从这些信件中可知杨曾接济过陈三次，共2300元。另有三次是由杨转交他人的赠款共2200元。这对流落异乡，穷困潦倒，生活窘迫，老病缠身的陈独秀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何之瑜青年时是北大法科学生，跟随陈独秀多年，一直对陈独秀尊师如父。自罗汉去世后，他便受北大同学会的委托，一边在江津国立九中任教，一边承担起照料陈独秀的任务。1942年5月25日下午，僵卧孤村已数度昏迷、气息奄奄的陈独秀断断续续地向何之瑜交待后事：“之瑜，你是我最可信赖的人，这些年你受北大同学会的委托照顾我，其情毕生难忘。现在，我要走了。我留下的书，由你经手，送给北大。我的书稿，你和松年、抚五等人商量处理就是了。……我死后，丧事从简，也不要登报。”

陈独秀去世，何之瑜满怀悲痛与陈氏亲属及其他友人一起料理了陈独秀的丧事，并写了《陈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成为陈独秀研究的重要史料。之后，他又为亡师的遗著早日面世而到处奔波，耗尽心血，以自己的赤子之心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二十三、获释五年与世长辞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在日本侵略者狂轰滥炸的炮声中走出南京老虎桥监狱，结束了近五年的囚犯生活。他离开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从重庆到江津，又从江津数度辗转流落到鹤山坪石墙院。他漂泊无定，颠沛流离、穷困潦倒，病魔缠身近五年，终于1942年5月27日夜9时40分撒手而去。

二十四、陈独秀去世，五家报纸作了报道

1942年5月27日夜9时40分，曾在中国政治舞台叱咤风云的陈独秀在江津鹤山坪石墙院一个破旧的农舍溘然长逝。当时有五家报纸报道了陈独秀去世的消息。

5月29日，《江津日报》首先在第一版刊发了《一代人杰溘然长逝》的报道。

1942年6月4日，重庆的《大公报》发表了《悼念陈独秀》的短评，还发表了高语罕的《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一文。

《时事新报》和《新民报》也都发表了陈独秀去世的消息。

上海《申报》于5月31日对陈独秀的去世作了报道，高度评价“陈氏为中国共产党之创办人及一著名学者，……为文学革命先驱之一。”

二十五、陈独秀的碑文五次变更

陈独秀去世半个多世纪以来，其碑文经历了五次变更和改写。

陈独秀在鹤山坪去世后，热心的社会各界人士和新老朋友慷慨解囊，将陈独秀安葬在汹涌澎湃的长江之畔和橘林如海的鼎山之麓。墓前立一石碑，碑文是：“独秀陈先生之墓”。

抗战胜利后，1947年春，陈独秀之三子陈松年将陈独秀的灵柩迁移至故乡，安葬在安庆北门外独秀峰前叶家冲的丛林中。由于怕人知道墓主的身份，碑文用陈独秀早年参加科举考试时的名字——陈乾生。

1979年，在陈独秀百年诞辰之际，陈的亲属向上级提出整修陈独秀墓的请求，地方政府拨款200元进行了保护性整修。碑文改为：“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  子延年  乔年  松年  鹤年  泣立”。

1981年5月，陈独秀的亲属致信中共中央，经邓小平批示，地方政府对陈墓再次整修。碑文是：“陈独秀之墓”，并确定为安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8年，陈独秀墓被批准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十一世纪初，当地政府再一次对陈墓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整修和扩建。碑文是：“陈独秀先生之墓”。

半个多世纪以来，星移斗转，沧海桑田，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陈独秀墓前碑文的五次变更和改写就是中国和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缩影，也是陈独秀之谜在人类社会漫长、曲折、艰难的行程中逐步揭开烟幕、拂去尘埃的见证。

陈独秀出生和死葬都在长江之畔，他的一生犹如一泻千里的长江；陈独秀当年数度奔波海上，他的一生又如苍茫浩瀚的大海。我的这篇文章，只不过是站在江岸，捧取的几朵浪花；漫步海边，拣起的几枚贝壳而已。但我仍然感到非常欣慰，因为，几朵浪花，能够告诉人们滚滚长江奔腾咆哮、百折不回的性格；几枚贝壳，足以折射出大海容纳百川、气象万千的壮观！

谤积丘山只眼看，江花海贝独秀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