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动乱期间，极左横行，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造反派什么都批判。当时，作为所谓“十大路线斗争”中第一次“路线斗争”代表人物的陈独秀当然是在劫难逃的。有的造反派不仅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等等，还附庸风雅批起陈独秀的名字来，这当然是针对“独秀”二字而来的。尽管自己读书不多，孤陋寡闻，但也感到此举荒唐、无知得可笑。众所周知，陈独秀这个名字的“独秀”二字来源于他家乡安庆城附近有一座独秀山，他早年常以“独秀山民”、“独秀”署名发表文章。“独秀”二字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志，但这两个字绝对不是坏的字眼，更没有反动的毒素。如果造反派批判的理由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李大钊曾以“孤松”为笔名发表文章又当如何解释呢？

李大钊和陈独秀开天辟地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党的创始人，他们对国家、民族和历史发展作出的伟大贡献彪炳千秋，永垂青史。虽然两人一个生于南方安庆市城里，一个生于北方乐亭县农村，而且性格迥异，李大钊谦和沉稳，厚重质朴，陈独秀刚烈直率，固执倔强。尽管如此，两位先驱者却志同道合，心心相印，感情极为深厚。不仅在秘密建党、对敌斗争等大事上彼此信任，互相支持，而且写文章、用笔名也很投合默契。

李大钊原名李耆年，字寿昌，后改字守常，入北大后改名李大钊。陈独秀原名陈庆同，科考时名为陈乾生。字重甫，后改字仲甫。李大钊曾用“猎夫”、“渊泉”、“剑影”、“明明”、“憨头”等为笔名。陈独秀曾用“撒翁”、“只眼”、“实庵”、“明夷”、“顽石”等为笔名。由于他经常以“独秀”署名发表文章，所以陈独秀这个名字使用最多，最为世人所知。

1919年6月11日夜间，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北洋政府的警察拘捕。消息传出后，全国震惊，各地函电交驰，纷纷吁请政府当局应立即释放陈独秀。毛泽东也于7月14日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推崇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高至坚的精神万岁！”后经李大钊、孙中山、章士钊等人和社会各界多方营救，陈独秀终于获释。李大钊喜出望外，立即写了《欢迎陈独秀出狱》一诗在《新青年》上发表。1922年8月，陈独秀又一次在上海被捕，李大钊专程赶到上海营救。“南陈北李”在革命斗争中结成的情谊成为千古传颂的佳话。

1907至1924年间，李大钊经常到昌黎五峰山和韩文公祠游览，写了不少山景诗文，并专门为五峰山写了一篇《五峰游记》，发表在1919年8月31日、9月7日出版的《新生活》第2、3期上。写作此文时，他看到五峰山平斗峰的山缝中长着一株傲霜斗雪、卓尔不群的危崖劲松，深为其精神所触动，遂以“孤松”为笔名发表此文。古人歌咏赞颂孤松者甚多，如陶渊明《归去来辞》云：“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以盘旋。”柳宗元诗：“孤松停翠盖，托根临广路。不以险自防，遂为明所误。”宋代林景熙诗：“灵丹九转无仙授，槁色千林何可救。冻蛟出壑苍髯秀，劲气独与玄冥斗。”等等。可见“孤松”与“独秀”一样，都是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和高洁不俗的人格形象的美好字眼。

名字或笔名是一个人的代号，没有必要过于政治化，当然也不能随意乱用。一个人选用能够表达自己志趣的名字、爱称或笔名是无可厚非的。对陈独秀的这个名字，他的好友汪孟邹曾跟他半开玩笑地说：你太不客气了，以为世界上只有你一个是秀的。陈独秀答道：“哪里，我们安庆有座独秀山，我不过说我是这座山的居民而已。”陈独秀的解释当然是说得通的，但这并非是唯一的理由。因为，安庆周围有不少山，山山有名，陈独秀为什么不取其他山名唯独选中独秀山作为自己终生的名字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陈的胸怀与“独秀”的意蕴相通，这两个字也确实反映了他一身傲骨的个性和卓而不群的心志。李大钊以“孤松”为笔名对战友的“独秀”，遣字极工，意蕴深邃，珠连璧合，堪称绝对！当年有位征宇先生曾赋诗对两位革命先驱大加赞誉：“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