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的是，泰戈尔在受到蔡元培、梁启超、徐志摩等热烈欢迎的同时，却也遭陈独秀、茅盾、郭沫若、瞿秋白、恽代英、吴稚晖、林语堂等人围攻。其中陈独秀最活跃，先后用本名和笔名撰文20多篇，其中一篇甚至题为《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

在这批文章中，陈独秀写道：“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泰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己经多的不得了呵。”

然而，1915年9月15日，在《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曾颇含敬意：“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即泰戈尔），不若其为哥伦布与安重根！”

从“泰粉”到“泰黑”，陈独秀为何出尔反尔？

“泰戈尔专号”惹麻烦

1913年，泰戈尔获诺贝尔文学奖，此后不断出访，曾赴日、美、英、德及瑞典。1923年初，泰戈尔助手、英国人恩厚之来华，向北大表示泰戈尔访华意愿，但北大无力接待，恩厚之只好去找徐志摩，徐马上与恩师梁启超商量。

梁启超1920年成立讲学社，与商务印书馆达成协议，延聘西哲来华讲学，书馆年助5000元，可垄断演讲稿的出版权。有了钱，讲学社曾邀杜威、罗素、杜里舒访华，鉴于泰戈尔的名气，梁启超立刻表示同意。

为了“预热”，《小说月报》在9月、10月连推两期“泰戈尔专号”，连孙中山、阎锡山、逊帝溥仪、梅兰芳等都对此事高度关切。

但正是这两期“专号”，引起陈独秀的不满，马上回以《我们为什么欢迎泰谷儿（即泰戈尔，下同）？》，称：“混乱的老庄思想上，加上昏乱的佛教思想，我们已经够受了，已经感印度人之赐不少了，现在不必又加上泰谷儿了!”

陈独秀似乎忘了，8年前，正是他最早将泰戈尔的诗译成中文，此时他却说“无论如何好好的文艺品，译成外国文便失去了价值，即使译得十分美妙，也只是译者技术上的价值，完全和原作无关。”连翻译外国文学，都一并予以反对。

陈独秀发飙，因“科玄大战”已至白热化，各派间正暗中角力。

被错划入玄学派

所谓“科玄大战”，始于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演讲“人生观”，批评“科学万能论”，4月12日，丁文江撰文《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回击。

“科玄论战”是“五四”后知识阶层的又一次大分裂，分成三派：一是以梁启超、张君劢为首的玄学派，认为科学只能指导物质生活，哲学才能指导精神生活；二是以胡适、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认为哲学是空想，生活应由科学支配；三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唯物派，认为根本不存在“思想自由”。

讨论渐被异化成：谁才能救中国？是靠东方哲学，还是靠西方科学，还是靠唯物论？各方都认为自己唯一正确。

到1923年10月，玄学派已呈败势，而此时炒作泰戈尔即将访华消息，自然会引起科学派和唯物派的怀疑，认为梁启超想借泰戈尔争取青年，故迁怒于泰戈尔，并将其对现代性的批判误读为反西方文明。

胡适在给美国情人韦莲司的信中曾写道：“当我听到泰戈尔的演说，我往往为他所谓东方的精神文明而感到羞耻。”胡适一向反感“西洋崇物质、东方重精神”说，认为全是偏见，他认为，西方现代文明对人类精神的重视程度远超东方旧文明。

虽此时“科玄大战”已变成胡适与陈独秀对吵，但在“黑泰”上，陈独秀仍视胡适为同道，1924年4月9日，在泰戈尔即将登陆前，陈独秀写信给胡，请他为“反对太戈尔（即泰戈尔）专号”撰稿，胡适虽未写，但也没反对。

郭沫若开了第一炮

出人意料的是，站出来打头炮的，竟是郭沫若。1916年，泰戈尔访日，引起热潮，给正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以深刻印象，郭读了《吉檀迦利》等，说：“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样。”甚至流下“感谢的泪水”。

此时郭沫若正与安娜（即佐藤富子）恋爱，安娜是日本士族后裔，为了爱情，不惜被家族开除，郭沫若对她深感歉意，而泰戈尔诗中的“爱的低语”，正好契合了郭此时的心态，在他第一本诗集《女神》中，有很多首模仿泰戈尔的诗。郭沫若曾说，自己写诗并不是一开始就奔放的，也曾温婉过。郭后来转向惠特曼，诗风大变，而读者多关注《女神》中那些铺张的诗，忽略了郭沫若曾偷师泰戈尔。

因博学多才，郭沫若一度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泰戈尔”。

1917年，郭沫若与安娜的孩子降生，靠郭的留学官费已难支撑，他将自己翻译的《泰戈尔诗选》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济时困，却被拒绝，转投中华书局，再度被拒。

当时中国知道泰戈尔的人不多，而郭沫若的知名度更低，经此挫折，郭曾凄凉地说，泰戈尔“是一个贵族的圣人，我是一个平庸的贱子；他住的是一个世界，我住的是另一个世界。”

对于泰戈尔访华，郭沫若炮轰道：“一切甚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无原则的非暴力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的毒物。”

越不理睬越疯魔

郭沫若曾激赏泰戈尔“泛神论”，但并没真正理解它，只是当作反抗现实、张扬个性的借口，不关心其形而上的内涵，一旦在现实中遇到挫折，便彻底丧失信心，成为激烈的反对者。

虽然郭沫若点了炮，却没扩大战果，因为1924年4月1日，他东渡日本，直到11月才回来，此期间未再就泰戈尔访华发表评论。

泰戈尔到达上海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周刊如期推出“反对太戈尔（即泰戈尔）专号”，撰稿者有陈独秀、瞿秋白等，称泰戈尔是“印度的顽固派”“向后退走了几百年”“中国青年思想上的大敌”“无耻之尤”等。

此外，还有一些媒体参与了“批泰”，令人好奇的是，茅盾也参与其中，茅盾是泰戈尔小说最早的中译者，还曾在《小说月报》的“泰戈尔专号”中发文参与“预热”。

茅盾在晚年自传中说：“泰戈尔的访华，使当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十分激动，也引起了共产党的注意，中央认为，需要在报刊上写文章，表明我们对泰戈尔这次访华的态度和希望。我的这两篇文章，就是根据这个精神写的。”

所谓“这个精神”，其实就是陈独秀的精神。所有“批泰”文章，都发在政治媒体上，而非文学媒体，且集中在上海，够不到已在北京的泰戈尔，见没有回应，陈独秀的火力更猛烈，甚至谩骂道“泰戈尔在北京乱吠了一阵”。

胡适的仗义执言

4月27日，北京学界宴请泰戈尔，席间林长民提起诗歌革命，泰戈尔即席起立，演说了一个多小时，阐述自己不模仿古印度诗歌和英国诗歌的理由，他说，虽然很多印度人指责他，但他坚信自己是诗歌革命家。

这番话，深深地打动了力推“新诗革命”的胡适，他说：“我过去也是反对欢迎泰戈尔来华之一人，然自泰戈尔来华之后，则又绝对敬仰之。”

几天后，泰戈尔在北京公开演讲，遭“驱象党”搅场，反对者现场发放传单，引发骚动。胡适激于义愤，第二场演讲前，率先登台发言：“这种不容忍的态度，是野蛮的国家对付言论思想的态度。我们一面要争自由，一面却不许别人有言论的自由，这是什么道理？”但现场仍有人发传单、捣乱。最终，只好将原计划的6场公开演讲减为3场。

对于激烈批评，泰戈尔深感意外，在清华大学演讲时，他伤感地说：“我是倦了，我年纪也大了，我也许再也不能会见你们了……因此我竭诚恳求你们不要错走路，不要惶惑。不要忘记你们的天职，千万不要理会那恶俗的力量的引诱。”

5月20日，在告别辞中，泰戈尔说：“你们一部分的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摇动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主义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吩咐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没有本领可以阻止你们奔赴贸利的闹市。”

语调虽平静，却饱含怨怼。

惺惺相惜两巨擘

在当时，中国知识界普遍轻视印度，觉得它已沦为殖民地，没有什么值得一学的东西。鲁迅建议青年人多读外国书时，特别注明“但除了印度”。

1920年代，西方人种学的谬论传入中国，称人分黄、白、黑、红、棕五种，唯有黄种、白种较强大、聪明，其他种族都因虚弱和愚蠢，将被灭绝，而这竟被写入中小学教科书。

当时中国虽邀请了罗素、杜威等学者访华，但并不关心他们的思想和学术，只是想请这些“世界名人”开“药方”，以医治种种社会问题。这些名人不了解中国国情，也没有治国经验，只能泛泛说两句，却被半懂不懂、自惭形秽的中国学人们奉为圭臬。可对来自印度的泰戈尔，他们却又过于倨傲、盲目自大，不愿认真倾听。

泰戈尔对现代性有深刻的批判，希望帮现代人重建敬畏，这本是极其深邃、前瞻的思想，却被误读为“反对科学”，尚未弄清原委，便在政治上匆匆判他为死刑。

其实，胡适一生对泰戈尔也持有误解，但陈独秀的性格是，做就要做绝，可以不择手段，而胡适则留有余地，即使不同意，也要捍卫对方的基本权利。很多人觉得胡适软弱，却忽略了，坚守底线才需要更大的勇气。会骂人并不等于你就是战士，能忍住不骂人，能正视自己的浅薄，能保持心中敬意，才是真正的战士。

尊重才是最有力量的，泰戈尔回国后，写文章称：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

1929年6月15日，泰戈尔路过上海，请徐志摩转赠胡适两本书，并亲笔写下：Remember me（记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