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陈独秀其人及其与毛泽东的交往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反清斗争。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五四运动中因散发传单被捕，出狱后前往上海，在上海成立中共早期组织。1921年7月，在中共“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此后又连续四次被推选为中共最高负责人。1927年7月被共产国际停止职务。 “中东路事件”爆发以后，陈独秀致信中共中央，认为“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不仅“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陈独秀的信引起了中共中央的尖锐批评，指责陈“离开了阶级观点，走入了社会民主党的，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点”。一石激起千层浪，此后，陈独秀与中共中央舌战不断。1929年11月15日，陈独秀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12月10日，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就国共合作的决策、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以及近期与中共中央的矛盾冲突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辩白。此后，陈独秀与彭述之等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指责中共中央犯有“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与官僚主义”错误，并公开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这是他一生中第五次被捕），后被国民党当局判处有期徒刑8年。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陈独秀被提前释放，后辗转前往四川，1942年在江津病逝。

陈独秀一生特立独行，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陈独秀是中共党内第一个提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的人，也是中国第一个反思苏联政治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在1940年，他就极富远见地指出，斯大林的独裁残暴、排斥异己不是因为他“个人心术特别坏”，而是因为苏俄的制度和体制，“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遗憾的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陈独秀的这个洞见并未受到毛泽东和中共的重视。

大约在1916年底或1917年初，毛泽东等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读到了“经杨昌济介绍”的《新青年》，此后毛泽东便成为“热心读者”。1917年4月，经杨昌济推荐，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刊登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这更增加了他对该刊的兴趣。1917年9月，张昆弟在和毛泽东闲谈时说：“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此言虽不是出自毛泽东之口，但当时毛泽东、张昆弟等青年人对陈独秀的推崇程度可由此略窥一斑。1918年8月，毛泽东等人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来到北京，不久，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担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也就在此时，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他心目中的偶像、时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当时两人聊过几回，谈了什么，已经无从知道。但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影响确实是巨大的。1936年毛泽东回忆说：“我第一次同他（指陈独秀——引者）见面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或许超过其他任何人。”1919年7月，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毛泽东模仿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在创刊号的《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毛泽东盛赞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在文末，毛泽东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1919年底，毛泽东因“驱张运动”第二次赴北京，后于1920年5月辗转来到上海。在这里，毛泽东再次见到了陈独秀，并“同陈独秀讨论过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和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当时陈独秀正在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他同毛泽东谈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后来毛泽东对斯诺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帮助下，到了1920年夏天，毛泽东“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在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陈独秀是重要的引路人，他影响了青年毛泽东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

“一大”以后，毛泽东回到湖南，组织湖南省地方党组织，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并在1922年9、10月间，成功地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和长沙泥木工人罢工。毛泽东在湖南的出色工作，引起了陈独秀的极大关注，他在中共“三大”总结“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工作时说：“就地区来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毛泽东和陈独秀的第三次见面正是“三大”上。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以湘区党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并进入中央局，任中央局秘书，成为陈独秀的助手，两人共同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陈独秀和毛泽东在合作期间认真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代表党中央联名发出中共中央通告第13、14、15、17、21号等文件，积极推动国共合作，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4年底，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的多方排挤下离开上海，接着在中共“四大”上未能进入中央政治局。此后，毛泽东与陈独秀最重要的交往应是在1926年底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和中共“五大”上。在这两次会议上，时任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与陈独秀在如何看待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上意见相左，虽然毛泽东最后同意了陈独秀的意见，但后来他说那是因为他“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并非心悦诚服。

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虽多次提起和评论过陈独秀，但两人再未谋面。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希望重新回到党内工作。毛泽东和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三个条件，但陈独秀对第一条，即“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极为反感，表示“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

1953年毛泽东到安徽视察，在与当地领导交谈时，特意询问陈独秀家在何处、家人生活如何，当听说陈独秀的儿子陈松年有生活困难时指示要加以照顾。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和陈独秀交往的延伸。

二、毛泽东对陈独秀的主要评述

毛泽东评述陈独秀的资料散见于其文章、书信、谈话和演讲中。为了全面了解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笔者除利用了中国大陆官方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1-5卷）、《毛泽东文集》（第1-8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3册）、《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下）、《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6卷），还参考了斯诺的《西行漫记》、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和《毛泽东集补卷》，以及“文革”中武汉地区红卫兵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等资料。笔者文章中提及的一些数据，如无特殊说明，都是根据上述资料统计所得。

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述大致可分为正面、中性和负面三类。

（一）正面评价

1、陈独秀是“五四运动风流人物”、“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当时他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改造中国社会，在年轻人中影响很大。

2、陈独秀在宣传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组建中国共产党等方面是有功劳的，他在党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大体上如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两次比较集中地肯定陈独秀。一次是1936年与斯诺交谈时，毛泽东几次肯定陈独秀，称陈是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向革命的引路人；另一次是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从三个方面高度评价了陈独秀的历史功绩：（1）创办和“主编”《新青年》，“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警醒了一批人；（2）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3）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影响和带动了一批人，“他们结合起来”“创造了党”。

（二）中性述说

1、陈独秀未参加中共“一大”，但“因为他有威望，选他当总书记”。毛泽东还称陈独秀为中共第一朝或第一代领袖，这与我们今天所说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含义不同，它仅是一个历史的叙述，即陈独秀是中共第一任最高负责人。

2、陈独秀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不耍两面派，不搞阴谋诡计。毛泽东把反对分子分成两类，一类是有纲领、有立场的公开的反对者，一类是在暗地里耍阴谋诡计者。陈独秀属于前一类，他搞托派，是有政治纲领的“公开”行为，比在党内搞小动作、耍两面派的人要好。

（三）负面评价

在评述陈独秀大革命时期的错误时，毛泽东曾用过以下7个概念。

1、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根据笔者对上文提及的相关资料的统计，毛泽东使用“右的”一词5次，右倾5次，右倾思想2次，右倾路线2次，机会主义8次，右倾机会主义24次，右的机会主义1次。毛泽东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并没有作细致的考量和严格的区分，表达的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意思。

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曾在1948年解释说：“当着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认为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毛泽东认为“统一与斗争”是统一战线的两个重要原则。在统一战线中，“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和“一切联合，否认斗争”都是错误的。“陈独秀路线的根本特点，便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南京等地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

（2）压制工农运动，给农民运动泼冷水。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牺牲农民夺取土地，工人，贫民，士兵改良待遇的要求，去适合民族资产阶级与富农的利益”。“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毛泽东述说陈独秀制止工人运动的次数不多，但多次指责其压制农民运动，“抛弃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不要农民，当农民伸出手来的时候，就泼冷水”。

（3）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没有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使共产主义混同于三民主义”，“他不搞无产阶级领导”，“不要这个领导地位”。

此外，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还表现在不重视武装，“脱离了军队”，“不做军事运动”，不懂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把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的错误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并不是毛泽东的发明，而是来源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1927年7月10日，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的布哈林公开指责陈独秀是“机会主义倾向最严重的领袖”；7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也认定中共领导机关近来“犯了一连串的重大的政治错误”，并号召中共党员“起来反对中央的机会主义”；7月28日，斯大林文过饰非，在经过一系列诡辩后认定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陈独秀和中共中央。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的相关决议，承认在大革命中“党的指导有机会主义的错误”。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四个方面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了揭发和批判。从现有的一些资料看，毛泽东在后来几十年基本上突破他在“八七会议”上的认识。

2、陈独秀主义、陈独秀路线。毛泽东先后使用过陈独秀路线7次、陈独秀主义14次。如毛泽东1942年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时说：“陈独秀路线的根本特点，便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如果不强调斗争，那就会又来一个陈独秀主义。”毛泽东在提及陈独秀主义或陈独秀路线时，往往和右的、右倾思想、右倾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等联系在一起。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更直接地说：“陈独秀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的右倾机会主义”。在毛泽东的话语中，陈独秀主义或陈独秀路线等同于右倾机会主义。

3、投降主义。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不敢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不敢与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作斗争，一味妥协退让，实际上就是投降了资产阶级。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告诫全党“要记取陈独秀投降主义使大革命遭受失败的教训”。在毛泽东的话语中，投降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是同一个概念。

4、修正主义。毛泽东认为，修正主义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只是叫法不同而已。“我们也有过几次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拿现在的话就叫修正主义。”“陈独秀就是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是伯恩斯坦主义”。

5、尾巴主义。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接受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乡村富农的政治影响，而把自己变成他们的尾巴”，故又把右倾机会主义称为尾巴主义。1937年5月毛泽东提醒全党在即将到来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中，要警惕“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

6、绝对主义。绝对主义是指在统一战线中把“统一”或“斗争”绝对化。毛泽东认为在统一战线中“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都是犯了绝对主义的错误。前者是右，后者是左。陈独秀在大革命中犯了右的绝对主义的错误。

7、保守的主观主义。毛泽东认为主观主义有“盲目冒进”和“消极保守”两种表现形式，前者是左，后者是右。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犯了“右的”“保守的主观主义”错误。

除了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一生中备受诟病的就是在1929年底公开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并成为该组织的领袖。对于这一个问题，毛泽东的相关评述中使用的概念有：

1、托派、托陈取消派。托派是毛泽东经常用来述说陈独秀的一个概念，毛泽东一共使用反对派1次，托派4次，托陈取消派4次，托洛茨基陈独秀派1次，托洛茨基主义2次，取消主义2次。

托洛茨基是托派的精神领袖，陈独秀是中国托派分子中最有影响的人物。陈独秀等人认为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和资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稳固的统治，此时中国革命不宜采取罢工、示威、武装暴动等进攻性的路线，而应该转向退却和防御，要以国民会议为中心，通过积极有效的合法斗争，争取群众，等待时机。这一思想被当时的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认为是主张取消革命的取消主义，因此托派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

今天托派已是一个中性概念，但结合毛泽东使用这一概念时的其他内容，可以晓得，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托派被当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反动组织，托派分子就是反革命分子，而陈独秀作为中国托派的头子自然也就是反党、反革命的领袖。

2、宗派主义。毛泽东有时也把陈独秀在1929年下半年与主持中央工作的向忠发、李立三等人的冲突称看作是只要民主，不要集中，不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原则的“宗派主义”。

3、搞分裂。毛泽东曾3次用“搞分裂”，1次用“分裂党”来谈论陈独秀的托派问题。

此外，毛泽东评说陈独秀的负面概念还有：

1、反革命。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说：“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求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用“反革命”一词来谈论陈独秀，此时陈独秀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但仍留在党内，所以毛泽东用“有点”“嫌疑”，以示谨慎、留有余地。1929年底，陈独秀因言获罪，被开除出党，此后毛泽东使用“反革命”一词时不再这样小心翼翼，譬如在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直接说：“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

2、假马列主义。毛泽东认为陈独秀之所以在大革命后期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因为他不懂马克思主义、不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认为陈独秀虽然也曾“信仰”过马克思主义，但从本质上看，他“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激进派”，“是假马列主义”。

3、叛徒。1936年毛泽东在和斯诺谈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时说：“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毛此时的意思是陈独秀对大资产阶级退让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是不自觉地出卖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949年以后，他再用叛徒这一概念来评说陈独秀时，则是把他看作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

4、独裁者。1936年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时说：“陈独秀是中国党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他不把共产国际的命令给党的其他领导人看……甚至于不和我们讨论这些命令。’”

毛泽东称陈独秀是独裁者，而不是我们熟悉的“家长制作风”，联系前后文看，可能是指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某些指示，如过去被学界高度称颂的“五月紧急指示”，采取了拖延、虚与委蛇等做法。事实上，当时有苏联顾问和国际代表在中国直接指导中国革命，陈独秀要完全不传达、不讨论、不执行是做不到的。瞿秋白曾明确说：“尽管独秀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有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但是一些重大问题，是经中央集体讨论的”。

5、不成材、不成器。毛泽东用“不成材”、“不成器”来评述陈独秀，是指陈独秀虽在“一大”到“五大”被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但他没能很好地承担起党赋予他的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毛泽东还给陈独秀贴过“坏人”、“敌人”、“反面教员”、“不可救药”等标签。

从赞颂到批判：毛泽东评述陈独秀的历史变迁与辩证思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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