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当陈独秀已是蜚声中国学坛的著名人物时，张国焘只是一个刚刚迈
入北京大学校门的学子。当时陈独秀尚在上海，张国焘只是通过《新青年》才认识
了陈独秀。
　　张国焘不仅崇拜陈独秀的学识，更崇拜陈独秀的风骨。那是在五四运动中，当
北大被捕学生越来越多的时候，陈独秀为了营救被捕学生，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
并于6月12日亲自走上街头散发。不幸被暗探跟踪，被捕入狱。
　　正在上海参加全国学联会议的张国焘得知陈独秀和北京学生联合会11位主要负
责人先后被捕的消息，立即返京投入营救工作。
　　当时正值暑期，各校学生大多离校，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北大学生会的成员有的
被捕，有的去了外地，有的为避免被捕而不再露面。营救工作开展得很艰难。张国
焘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疲倦了就在办公室的长椅上睡觉，吃饭也在办公室里。
　　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陈独秀和学生们被无罪释放。陈独秀出狱不久，为了避
免再次被捕，在李大钊的护送下离开北京，于1920年2月到达上海。不久，张国焘也
因同样的原因离京赴沪。
　　在上海，张国焘见到了陈独秀，两人开始了密切交往。张国焘于5月初曾回北京。
7月初，他带着李大钊的重托，再次到上海与陈独秀面谈建党的问题，并应邀住在陈
家。
　　中共一大后，陈独秀辞掉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于9月回到上海任中
央局书记。
　　不料10月4日这天，法租界巡捕房的警探们突然包围了陈独秀的家，捕去了陈独
秀夫妇和正在陈家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搜去了在陈家堆放着的《新青年》
杂志及一批书籍，并在陈家四周布下暗探，使前去拜访的邵力子、褚辅成也相继被
捕。陈独秀被捕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李大钊、胡适、蔡元培，甚至孙中
山都为营救陈独秀而多方联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为营救工作四处奔走，花钱请
律师、买捕保。
　　张国焘为了营救陈独秀，印了一些传单，拿到大街上散发。传单介绍了陈独秀
的生平，并引用陈独秀在五四时所发表的《研究室与监狱》一文的内容，说陈独秀
主张出了研究室就进牢房，出了牢房又坐研究室，希望以此来唤起人们的同情。不
料，当党内同志们看到传单的内容后，便对他的这种做法提出批评，指出这样做只
能暴露陈独秀的身份，反而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张国焘这才恍然大悟，马上把剩余
的传单销毁。

　　在多方努力下，10月26日，会审公堂宣判陈独秀交100元罚款，将所有查抄到的
书籍一并销毁。至此，陈独秀被捕一案了结。
　　中共二大在上海秘密召开时，张国焘所主持的小组集中了刚从莫斯科和法国
回国的一些青年党员，因而显得朝气蓬勃，气氛活跃。
　　当时主持中共上海区委工作的陈望道，主张党应秘密不应公开。这使得一些刚
回国的党员大为失望。他们本来是带着满腔热情准备大干一场的。这种情况也引起
张国焘的不满，而陈独秀对此却不在意。所以在二大闭幕后，张国焘的小组仍然经
常开会讨论如何开展工人运动。
　　当陈独秀得知张国焘等人经常开会的事后，非常生气，认为这是搞“小组织”
活动，是要架空他。盛怒之下，陈独秀提出辞职。这一下使问题变得严重起来，一
时间，“张国焘企图推翻陈独秀的领导地位，以己代之”、“张国焘组织铁血团要
暗杀陈独秀”等流言四起。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陈独秀在报告中专门对张国焘提出批评，他说：“张
国焘同志无疑对党是忠诚的，但他的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
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
　　中共三大上，张国焘再一次与陈独秀发生矛盾。陈独秀支持国际代表马林关于
国共党内合作的主张，并强调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而张则认为从事工人运动的人不
能加入国民党，否则就会失去共产党的特殊任务，即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的任务。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张败北。这一失败加上小组织问题，使得张在三大上落选，甚
至连中央委员也没被选上。
　　张国焘的落选，反而引起了陈独秀的同情。在陈独秀的支持下，张国焘在中
共四大重新崛起，不仅当选为中央委员，而且再次进入政治局，担任中央工农部主
任并主持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工作。
　　这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张国焘积极配合陈独秀指导五卅运动的进行，及时提
出指导性意见。
　　五卅运动后，在共产国际要求下，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军事部。9月，军事部正式
宣告成立，张国焘成为中共第一任军事部部长。这再次表明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
中央对张国焘的信任。从此，陈独秀在工作中也得到了张国焘的鼎力相助。
　　1927年11月，张国焘因阻止八一南昌起义受到党的处分，他因而产生了脱离
共产国际的领导、抛弃共产党而另组“工农党”的想法。他将这个想法告诉了陈独
秀，被陈独秀否定。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新的问题。为了总结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对下一步工作作出部署，同时为了就近指导中国共产党，斯大林决定中共六大在莫
斯科召开。为使陈独秀和张国焘能够参加六大，共产国际直接向他们发出邀请。但
陈独秀拒绝参加。为争取陈独秀赴苏，瞿秋白亲自登门邀请，并且通过与陈独秀关
系亲近的王若飞等人做工作，但都未能如愿。
　　张国焘接到邀请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同陈独秀商量一下。陈独秀虽然拒绝出席，
却主张张国焘应该接受邀请，因为他预料六大会改正瞿秋白的盲动错误，如果不出
席，是不妥当的。张国焘也劝陈独秀接受邀请。他说：“如果不去，你与共产国际
及中央间的关系的破裂，只是时间问题。”陈独秀则认为他的处境与张国焘不同，
即使出席，也难有所挽回。他表示决不出席六大，但以后还可为中央刊物写些短文，
只是不愿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不为自己辩护，也不出面批评别人。
　　也就是从这时起，张国焘与陈独秀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张国焘通过参加中共六
大，又在中国共产党内活动了10年；而陈独秀拒绝参加中共六大，于1929年被中共
开除，后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在此后的10年内，两人几乎没有什么接触。
　　张国焘与陈独秀的再次相聚是张国焘叛离延安之后。
　　在与陈独秀的交谈中，张国焘曾向陈独秀提议另组“共产党”。但陈独秀仍像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听到张国焘建议要组织“工农党”一样，加以拒绝，他告诉张
国焘，自己已没有那样的能耐。据国民党人郑学稼回忆：抗日战争时期，陈独秀的
生活很困苦。这事被国民党有关人士得知后，便设法筹到一笔款子，给陈独秀汇去
了支票。但没想到陈独秀将支票退了回去。后来，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朱
家骅又将支票交给张国焘，托他转交给陈独秀。陈独秀接到张国焘的信和支票后，
很是生气，便给郑学稼写去一信，内附支票，要郑学稼把支票立即交给张国焘，并
在信中写道：“请国焘以后不要多事。”郑学稼将陈独秀的信和支票转交给张国焘。
张国焘看完信后说：“仲甫先生总是这样。”
　　不久，陈独秀即隐居于四川江津，断绝了与张国焘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