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與鮑羅廷

鄭超麟

　　憑我親身的見聞，以及後來接觸到的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的歷史資料，我對於中共早期歷史和1925至1927年革命（即所謂「大革命」）的歷史，形成了一種系統性的看法。遇到大事件時，我都根據這種系統性看法去解釋，往往能夠解釋得通。我寫的那些黨史文章就是這種解釋的表現。可是，這種系統性看法的本身，我至今未曾系統地寫出來，因為其中一些關鍵部分，我尚未找到證據，或者說，所得證據尚未能充分使人信服。在證據充分的情況下，我也會寫出文章，至少有二篇：《右傾投降主義「是誰的路線？」》，《論所謂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這二篇又都不能發表。

　　今天我還不想系統地寫出我的看法，雖然有許多關鍵性論點已經得到新發現的史料證實了。今天，我只要縮小範圍，討論一個問題：陳獨秀和鮑羅廷的鬥爭。

　　陳獨秀這個人很慎重，真有大革命家的風度，我從來未曾在會議上或閒談中聽他說過一句反對鮑羅廷的話，那怕對於鮑羅廷有不滿意的表示，他也不說。但我確實知道，他和鮑羅廷有深刻的矛盾，好幾次兩人針鋒相對。看了羅易的回憶錄，又發現羅易說他和鮑羅廷爭論革命大方針時陳獨秀是站在鮑羅廷一邊的，因此我懷疑自己的看法不對。現在，從新發現的史料中，我知道我的看法是正確的。

　　1924年9月7日，陳獨秀在致維經斯基的信中，對鮑羅廷的態度是這樣寫的：

　　我們必須反對這種行為。可是鮑羅廷同志不是站出來反對，而是建議他們成立所謂國際聯絡委員會，隸屬於國民黨政治委員會，並且擁有解決（國共）兩黨問題的全權。……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給鮑羅廷發出電報，說明了孫中山等人的這個陰謀，以及這個建議和我們黨絕對不承認任何這類決定帶來的不良後果。但遺憾的是，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上作出了這種決定。……請建議共產國際提醒鮑羅廷同志，同孫中山打交道必須十分謹慎，否則他還會上圈套，還要提醒他始終要同我們黨進行協商。

　　這段話，表面上說得很客氣，彷彿是鮑羅廷太老實，上了孫文的圈套，而其實是很嚴厲的，是斥責鮑羅廷獨斷獨行，目無中國共產黨，不同中共協商，便將中共的黨權，奉送給國民黨。

　　按這裡所說的「國際聯絡委員會」，是國民黨中央屬下的一個機構，以孫文本人為主席，委員有汪精衛、廖仲愷、瞿秋白、伍朝樞、邵元沖，任務是要中共中央將共產國際發來的指示先交給這個委員會審閱，才能去執行，又要中共中央將黨員名冊報送給這個委員會。正如陳獨秀在這封信前面說的，國民黨的「目的在於把中國共產黨置於國民黨的領導之下，或至少使中國共產黨對它開放。」

　　同年10月10日陳獨秀致共產國際遠東部的信，又點名批評了鮑羅廷：

     共產國際代表同中共也應當對國民黨採取共同行動。然而鮑羅廷同志從不同我們黨協商，好像在中國不存在共產黨。

　　其實，陳獨秀1924年7月13日致維經斯基的信，雖然用泛論的形式，也是攻擊鮑羅廷的。

　　陳獨秀在此信中分析了當時國民黨狀況：「國民黨內只有右派反共份子，如果說那裡有一定數量的左派，那是我們自己的同志。孫中山和另外幾個領導人是中派，而不是左派。」陳獨秀因此作出結論說：

    所以現在支持國民黨就只會是支持國民黨右派，因為他們掌握著黨的所有機構。在他們的對內政策中表現出反工人傾向，而在對外政策中表現出反俄傾向。……您需要緊急給鮑羅廷同志發一份電報，請他提供實際情況報告。……我們不應該沒有任何條件和限制地支持國民黨，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動方式，否則，我們就是在幫助我們的敵人，為自己收買反對派。

　　這一段話，雖未點鮑羅廷的名，其實是批評鮑羅廷當時是支持右派的。（最後一句，「為自己收買反對派」，翻譯得不對，不是「為自己收買反對派」，而是資助反對自己的人來反對自己，即中國成語「借寇兵而齎敵糧」之意。）

　　以上是從檔案所藏陳獨秀的「秘密信」中錄出陳獨秀反對鮑羅廷的話，由此證實了我的系統看法不錯，即從鮑羅廷來中國做國民黨政府顧問時起，陳獨秀便和鮑羅廷發生鬥爭了。

　　由「秘密」檔案發現的文字，可以說明我當時知道的一些事實。

　　我恰好是在陳獨秀寫給維經斯基的第二信（1924年9月7日）和陳獨秀寫給共產國際遠東部的信（1924年10月10日）之間從蘇聯回到上海的，一到上海，立即被任命為中央宣傳部秘書，當時比我先幾個月回國的張伯簡同志已經作了中央宣傳部的幹事，幫助部長彭述之和《向導》主編蔡和森處理宣傳工作的具體事務。我來後，他將一部份事務移交給我，同時告訴我中央和上海黨內之情況。其中一個情況就是瞿秋白的故事。

　　他說，瞿秋白不久之前才從廣州回上海，現在上海大學教書。他是在廣州犯了錯誤，被陳獨秀和蔡和森勒令立即回上海來的。鮑羅廷在廣州同孫中山訂了一個協定，關於國共二黨關係的，是瞿秋白以共產黨代表身份簽了字。對此協定，中央委員陳獨秀和蔡和森並不贊成，他們二人非常生氣，便勒令瞿秋白回上海，秋白只好服從紀律回來了，但感到委屈。什麼協定，張伯簡未說。以後，我從別人的談話和文件知道這件事情的真相。秋白並非「三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又未受中央的委託，為什麼能代表中共簽字呢？我心裡想，秋白不過為了服從紀律回到上海來，未必承認自己的錯誤。

　　果然如此，1927年，秋白先去武漢，在武漢發表了一本新寫的小冊子，正式書名我忘記了，但有個副題是《反對彭述之主義》，又有個副題，名《第零國際》。這本小冊子今收編在《六大以前》的一本資料集中。瞿秋白在這本小冊子中重提1924年夏天的事件，他認為在此事件中，他並沒有錯，倒是陳獨秀和蔡和森錯了。他說當時國民黨右派借「共產黨」問題攻擊中山先生及其領導的一派，國民黨這一派人的地位發生動搖，國民黨的中全會作出這個決議，是為了挽救這一派人地位的，因之也是為維護「國共合作」的（我手頭沒有《六大以前》資料集，憑記憶引述秋白書中的大意）。

　　可注意的，是瞿秋白服從紀律回到上海後並未受處分，他在中央會議上作了報告。那怕陳獨秀曾經暴跳如雷，蔡和森和新回國的彭述之都反對瞿秋白在此事件中的作為（據說，秋白曾徵詢中央的意見，但中央反對這件事的電報未到前秋白已經代表中央簽字），但並未受處分，陳獨秀在致遠東部的信中，也不過說：「我們參加這次會議的同志，對中派的讓步太多，對自己的觀點捍衛太差」而已。幾個月後，在「四大」會議上，瞿秋白還第一次當選為中央委員。

　　總之，對於這個事件，陳獨秀是主要歸罪於鮑羅廷。

　　這是有檔案可據的陳獨秀和鮑羅廷之間的一次鬥爭。

　　據我知道，陳獨秀和鮑羅廷之間，還有另一次更嚴重的鬥爭，發生於1926年春末夏初，但最近出版的檔案集只到1925年為止，對此次鬥爭沒有記載。中國雖然有當事人的回憶，但語焉不詳。雖無根據或根據不足，我今天仍要說起這一次的鬥爭。我是憑個人記憶來說這次鬥爭的。

　　1926年3月20日事變以後到5月15日通過《整理黨務案》以前，陳獨秀曾特派彭述之去廣州同鮑羅廷商量一件重大的事情。什麼事情，我當時不知道，以後好久才知道。現在留下來的當事人的回憶，有隻字不提的，也有只提到一些表面現象的——自然，也有說出真相的。

　　陳獨秀交給彭述之的使命，就是同鮑羅廷商量如何聯絡國民革命軍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各軍以及廣西的軍隊，採取行動去消滅蔣介石指揮的國民革命軍第一軍。雖然沒有根據，我相信彭述之是同鮑羅廷會了面，而且提了這個建議的。不用說，鮑羅廷當然不同意這個行動，雙方談不下去。但黨內外的人都知道陳獨秀特派彭述之來廣州同鮑羅廷討論某一問題，什麼問題，則不知道。彭述之早有準備，自然不能說討論「軍事行動」（也可能對極少數幹部，如陳延年，說過真話）。隨對象不同，他有時說來討論退出國民黨問題，有時說來討論是否接受蔣介石的條件（即整理黨務案條款）的問題。鮑羅廷公然一口拒絕中共中央的建議也不好，於是採取幹部簽字的辦法，即是要當時在廣州的高級幹部，凡同鮑羅廷一樣贊成接受蔣介石條件的都在一張紙上簽名，當時簽字的有瞿秋白、張國燾、陳延年、周恩來、李立三、趙世炎等人，唯有彭述之一個人不簽字。

　　於是，1926年5月15日，《整理黨務案》在國民黨中央會議上通過了。此案內容是容易找來參考的，但有一點必須注意，即：蔣介石提出的《整理黨務案》基本上就是孫文1924年夏天提出的（鮑羅廷建議的）那個設立《國際聯絡委員會》的舊案的重版，都是為了控制中國共產黨的。在這一點上，蔣介石確實是孫文的繼承人，不過當時中共只有一個幹部瞿秋白簽字，可是這次，經過討論後，所有幹部除彭述之一人外都簽了字。

　　這一次鬥爭，又是鮑羅廷勝利，而陳獨秀失敗。

　　這裡順便說一件沒有人知道的軼事。陳獨秀的代表彭述之在廣州同鮑羅廷鬥爭的經過，我在上海是不知道的，彭述之回上海後也不對我說，別人也不會對我說，這是黨的秘密。但我記得一件事，即彭述之那次從廣州回上海後，無意之中告訴我：他此次去廣州苦極了，連買香煙的零用錢也沒有。我很詫異，問他：別人也同你一樣苦麼？他說：別人是有錢的，鮑羅廷會給他們的。我就不再問下去。因為我知道，他此次去廣州是為了解決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的，大概彭述之的個人意見與別人不同，所以鮑羅廷不給彭述之零用錢。至於問題本身，我那時不知道。

　　《羅易赴華使命》所記為什麼會給人印象，好像陳獨秀是站在鮑羅廷方面，共同反對羅易呢？

　　那並非陳獨秀同鮑羅廷和解了，而是陳獨秀終於明白同他敵對的不是鮑羅廷，而是共產國際，可說是史大林操縱的共產國際。他環顧當時在他身邊的幹部，都是擁護國際的。而國際的「草」（蔡和森語），又掌握在鮑羅廷手中，而羅易說的只是空話。陳獨秀如果還要擔任中共總書記，只有同鮑羅廷合作的一條路可走。

　　從近年結集出版的這些檔案中，我們只能作出陳獨秀和鮑羅廷相鬥爭的結論麼？這就是大「材」小用了。我們還可以作出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國革命家和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統治者相鬥爭的結論。

　　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統治者，以「一國社會主義論」為原則，拋棄了國際主義，只求蘇聯一國的利益，將共產國際變為蘇聯外交部的一個工具，只求各國共產黨努力去保衛蘇聯，而非努力去發展本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去建設自己的蘇維埃共和國，即使有什麼國家的共產黨奪得了政權，那也只能做蘇聯的「衛星國」。蘇聯對於中國的「援助」自始就是懷抱這個目的。所以它來中國尋求友人，首先就去找吳佩孚，其次又去找陳炯明，這都是在中國共產黨建立以前。找吳佩孚，找陳炯明不成功，於是又去找孫文。總之，它的目的是要在中國找到一個有實力的人物，扶助他們執掌政權，同蘇聯友好相處，不會侵犯蘇聯的東方邊界。至於在中國建立共產黨，那不過是共產國際的例行公事而已，起初並不重視。

　　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國革命者，則懷抱著另一種目的，即要在中國進行「十月革命」，要在中國建立蘇維埃政權。

　　蘇聯人終於找到了閒居在上海的孫文及其組織國民黨。而荷蘭人馬林也幫助中國革命者建成共產黨了。馬林以其在荷屬東印度的工作經驗才想起要把這二個不同的目的統一起來，於是在「一大」那個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的綱領之後又提出了同中國民主派聯合的建議。這就是要使中國革命家的目的，服從於蘇聯統治者的目的。從此埋伏了後來陳獨秀和鮑羅廷之間的鬥爭。

　　陳獨秀早有遠見，前面引的陳獨秀致維經斯基的信，指出支持國民黨就是幫助我們的敵人，即出錢給別人，叫他們來反對我們。

　　陳獨秀這話不幸而言中，整個國民黨本來是奄奄一息的，其中的右派早已同北洋軍閥一樣了；其中的所謂中派，孫文及其親信的一系，則得到蘇聯支持之後才起死回生，到了已能獨立成活之後，便掉轉頭來用蘇聯供給的軍火屠殺中國共產黨人，屠殺蘇聯人自己。

　　陳獨秀以及第二次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全部反對加入國民黨政策，馬林拿出服從紀律的武器，他們才按國際這項決議加入的。國際代表鮑羅廷又獨斷獨行，遇事不同共產黨中央協商，惹得陳獨秀向國際控告，要國際「警告鮑羅廷」。到了革命失敗後，反而要陳獨秀代替國際負失敗的責任。

　　寫到這裡，總會有人反問我：你說「蘇聯統治者」如何如何，但中國成立共產黨以及後來推行國共合作，那時列寧尚未死，你是否將列寧包括在「蘇聯統治者」之內呢？

　　我的回答就是：統治蘇聯的高層幹部中，唯有列寧和托洛茨基二人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可是當時列寧已經生病了，而且關於中國革命問題，他也無暇過問；至於托洛茨基，則已經受了其他幹部的排斥，忙於爭論蘇聯本身的問題，到了中國革命的緊急關頭，才出來干預中國的問題。我們說的蘇聯統治者是不包括列寧和托洛茨基在內的。

　　列寧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說：如果外國革命起來，而處境不利，我們也可以出兵去援助，那怕作出「民族犧牲」也在所不惜。托洛茨基後來干預中國問題時就反對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又主張早就應當組織蘇維埃奪取政權。他們二人是不能擔負中國1925年至1927年革命失敗責任的，如同陳獨秀一樣的沒有責任。

　　事情是明明白白的，我們陳獨秀派，從六十八年前起就是反對共產國際這種錯誤做法的，並不需要七十多年前的檔案來證明。

　　後人看了這些檔案，要來重新評價陳獨秀，評價1925年到1927年的革命歷史，那就是接受我們堅持了六十八年的舊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