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为何许人？

在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早期曾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兴起；一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毛泽东同志在《七大工作方针》中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谈到党的建立，他说：“由他（陈独秀）集合起来（一群人），这才成立了党。”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在陈去世后的1943年4月11日说的。这对陈独秀的历史地位和贡献，无疑是盖棺论定的评说了。陈独秀这样一位历史巨人，为什么在理所当然出现的场合，一再消失了呢？

现在到了21世纪，对半个多世纪之前的这个伟大人物，我们有时还加以回避，不能、不愿或不敢正视。果真“历史从来是现代史”吗？“现代”为什么要把历史的真相隐去？这难免叫人想到鲁迅先生所作的分析：“历史上却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觉出底细来……”（见《华盖集》）中国长期在陈独秀问题上看不清的历史底细是什么？历史上被掩埋了的“中国的灵魂”是什么呢？

前年收到远方朋友的来信，告知北京街头，纪念“五四”运动大型浮雕上，居然没有陈独秀，这叫人将信将疑，果真有这样的事，那真是太难以理解了！近读陈铁健先生的文章《写历史应去伪饰求真实》（2003年2月号《炎黄春秋》），始知其详：

　　“高耸于五四大街上的那座五四新文化运动浮雕，以自认为是陈独秀学生的毛泽东大头像居中，李大钊头像稍靠边，蔡元培、鲁迅则偏在边角，而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也竟然在左下角占有一席之地。与五四运动不相干的毛泽东《沁园春•长沙》占显著位置，比李大钊的头像还大。”

　　他说：“百思不解，在这样重要地点的重要标志上，居然没有陈独秀。浮雕以不锈钢铸成，似乎可以支撑千古而不朽。但是熟知“五四运动”的人们，可以断言，它的命运是绝对长不了的。何以如此？因为它根本违背历史事实，而近乎是对历史的嘲弄。”

　　这样做，显然是为了颂扬毛泽东同志，继续文革“造神”的做法。其实天安门上已经高悬毛主席的头像，他的尸骨厝于广场上的纪念堂。历代帝王营造坟墓，无不是放在山林中，还没有在城市与民争地的。这不是毛泽东生前所愿。因为他曾带头签名，倡议火化。今天，沿着“造神”的路子，在首都隍城根东北隅的五四浮雕上，也要让毛泽东取代陈独秀，奉之为五四的旗手。其实，毛泽东说过：“对我思想影响大的莫过于陈独秀了。”他是以陈的学生自居的，而布置历史陈列馆，当年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的办公室，居然也安排由当时还是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所据有……。

　　记述这些众目睽睽下，公然作伪的事情，叫人难耐！因为这种安排，无不是政治品格的体现，同时也是主持其事者的道德形象。试想：毛泽东死而有知，作何感想？这是对他的颂扬，还是对他的亵渎，是张扬“实事求是”的毛泽东思想，还是予以丑化，跟他老人家开玩笑呢？

在党的政治生活中，陈独秀一时也无影无踪了，特别是在党的80周年时，即2002年“七一”前后，谈党的历史，漫长八十年的征程，说“第一代领导核心”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领导人中，他是第一代吗？

　　小平同志在交班时说：“我想来想去第三代领导核心是江泽民同志，你们不要不服气……”他立足于交班的语境，认为他上边的毛泽东算是第一代，他下边的当然是第三代。小平一言九鼎！此言既出，大家沿用。这是官场“唯上”的积习。谁还去想，他说这话的语境和具体何所指呢。如此，“中国共产党有三代领导核心”，长期成为定论！可以肯定，这个论点当然只能是过眼云烟。

陈独秀其人是无法回避的。他不仅是建党的元勋，而且是一大到五大的总书记。他早期为党所作出的贡献，无与伦比。他没有参加党的一大，但大家一致推举他为党的总书记，可见他的威信之高。他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规定了党的性质、宗旨、组织原则、方针大计。他主持了党的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他主持了三大，力主实行“国共合作”，协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他主持了四大，明确提出在中国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他是“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策划者、领导人。他和周恩来一起，策划和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他在1927年底，部署武装反蒋计划，猝然受到斯大林的下令阻止……。对国际和联共的错误指挥，陈独秀是一再想不通，抵制、压服、再抵制、再压服，最后鲍罗廷代表国际宣布：“改组中共中央，陈独秀不再视事。”而后一切过错都是陈独秀的了。解除总书记职务后，国际派他到苏联去学习，陈独秀断然拒绝。他说：“我在中国干革命，去苏联学什么！中国革命为什么要外国人领导，外国的革命叫中国人领导行吗？”至此，他和党告别了。他代人受过之謎，在苏共垮台后，俄共对档案解密，世人才搞清楚。

在如何评价陈独秀的问题上，毛泽东在建国前后判若两人。

　　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半壁山河陷入敌手，到1942年，抗日战争到了最艰苦的时候，这时，毛泽东在延安说：“将来修史，要讲讲陈独秀的功劳。（只是）现在还没有到宣传陈独秀的时候。”陈独秀两个月后在江津去世，当时毛泽东同志这样讲，似乎没有顾及他的许多帽子。帽子如有一顶货真价实，如“汉奸”、“叛徒”，全党共株之，当时哪里还能讲他的功劳呢！国难当头，在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还想着流浪到四川山林的陈独秀，说明陈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影响。

　　建国之后的年代，“在几十年中，他（毛泽东）兼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和师’的地位和职能。”（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他的威信无可置疑，且在一浪一浪的斗争浪潮中，毛泽东同志总是要提到陈独秀的，这一点也可见他对陈的印象之深，陈对他的影响之大。1955年1月，批斗高岗，他说和陈一样是“大叛徒”；1956年，八大预备会上，谈陈和蒋介石一样，是“反面教员”；反右派，他同样认为这样的反面教员很必要；1959年，在庐山批斗彭德怀，他也没有忘记提到与陈之间是“敌我矛盾”。

　　臧克家有这样的诗句：“有人死了，但是他还活着。”（大意）毛泽东在对敌斗争的一些关键时刻，总是不忘陈独秀，说明陈还活着，他的亡灵还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徘徊。

这样一来，几十年间，社会的主流意识，认定陈独秀戴上的许多帽子已是铁案。长期不再（不敢）有人怀疑。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30年》、胡华的《中国革命史讲义》（高校教材）根本不提陈独秀了。为建党作舆论准备，本是“南陈北李”变成了“南毛北李”了。实际上在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还说：“1920年，我听了陈独秀的谈话，看了他推荐的书，才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

　　看来，如何评价陈独秀，毛泽东同志是“三部曲”：先是“恭谨”，以学生自居，颇有师生之谊；后是“公正”，虽然他对陈的不幸遭遇所知甚详，还是讲了公道话。建国后，陈早已故去，他当然不可能再有新的错误，可是毛却对之有新的评说。在陈身上找不到理由。原因当然只能从毛的需要去思考。有人说，在这个问题上只能“逆向思考”，原因恰在于陈有五四的“总司令”、建党“元勋”的历史地位。所以总是有人按照这个“现代”的需要，尽量地改动历史。

　　由于党内斗争的复杂性，陈独秀曾先后被戴上一些可怕的帽子，有源于苏共给的“托派”的帽子。现在苏共和中共先后已给“托派”平反。有康生等强加的“汉奸”的诬陷。当时社会舆论对康生等的不义之举，有强烈的谴责。周恩来、徐特立不得不耐心作了善后工作。他曾有“取消派”、“右倾机会主义”等帽子，那是因为抵制共产国际的错误指挥，而代人受过。俄共公布的档案说明：1923年至1927年，联共政治局专门召开122次会议，讨论中国问题，作出738个决定，中共作为国际的一个支部，一切活动都在国际的指示、训令下进行的。陈的“右倾机会主义”是根本没有的。是斯大林推卸责任，文过饰非的产物。至于观点上的分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说：“他是最早对中国革命发展阶段论有清醒认识的人。可惜不被党内同志理解。”“误解越来越深，以至被开除　党籍，并被加了许多罪名，至今还没有平反。”

　　虽然事实如此，但毛泽东的话长期是“最高指示”，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息。和千百年间封建社会不同的，是要迅速落实到基层。这种“舆论一律”的专政，使得涉足禁区，研究陈独秀的历史学家，受到迫害，而陈独秀的亡灵，更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几十年过去，我们党终于否定了“两个凡是”，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是，千年封建社会的积淀，意识形态有相对独立的传承，拨乱反正并非易事，人称是“早春二月，乍暖还寒”。

　　例如到书店，看看有没有关于陈独秀的新作，发现新出版一套《名人传记丛书》，50多册，作为二十世纪早期的政治人物，有孙中山、李大钊、瞿秋白……，作为五四时期的文化巨匠，有鲁迅、胡适、冰心、梁实秋、郭沫若……，唯独没有陈独秀这个启蒙运动的带头人、这个创建了共产党，推进社会前进的主帅。这是偶然的吗？这是出版社回避矛盾，还是作者心有余悸呢？

　　史学家王观泉先生应邀到中央电视台讲陈独秀，那是一个文献片――《陈独秀在1921年》，这是陈建党的光辉年代，最后硬是还要加一句对陈批判的语言。

　　王观泉先生写的《陈独秀传》，出版社已经审定，忽然又受阻于长官的意志而搁浅。王老说：“我好不容易才把书稿要回来，50万字的书稿还在抽屉里，其实我的全部工作是为了给党史正本清源。”不难理解，这一社会进程中的现象，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少奇同志语）这些年，史学界为拂去历史的尘垢，恢复陈独秀的本来面目，斩荆披棘，历尽艰辛，作了大量工作。这种不懈的努力，体现人类良知的呼唤。全国史学界多次召开了研讨会（1989年3月在北京，1992年在安庆；1994年在四川江津；1997年5月在上海）专家们取得共识。上海《世纪》杂志2002年9月号封面上唯一的大标题是《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记事》，发表文章详述这一过程。这些年，一些专著出版了，有任建新先生的《陈独秀大传》，吴晓的《陈独秀传奇》等等。台湾省也出版了王观泉先生歌颂共产党人高风亮节的书，对陈独秀传，他称之为《被捆绑的普洛米修斯》。郑学稼先生临终前，怀着激情写了最后一部著作，80万字的《陈独秀传》。各地报刊不断有文章肯定陈独秀、颂扬陈独秀，为之辩诬。思想枷锁不复存在。对一个戴上许多帽子，而尚未经组织平反的人，舆论界有如此格局，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事情。真可说是“病树前头万木春”了。

　　人们终于有了思考的自由，可以说出真话，这是社会巨大进步的标志。

　　近年，我为陈独秀问题写了几篇文章，其一，《陈独秀的最后十年》，讲到他五次被逮捕，讲到党内同志对他的诬陷，面对“处决”他做到了“威武不能屈”，在高官厚禄面前他做到了“富贵不能淫”，无以果腹，他做到了“贫贱不能移”。他始终保持共产主义者的信念和高风亮节。在2002年的全国评比中，此文被誉为“罕见的精品”，问题不过在于讲了真话，上海《报刊文摘》摘发《人物》上的《月边的寒星》，该刊发行140万份以上，把陈独秀真正的形象从少数知识分子层面展示到广大群众的面前。

　　我们可以相信，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不论道路如何曲折，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倡导的“民主与科学”，必将磅礴于世界。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

　　陈独秀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史学家任建树先生说得好：“历史总有一天会为他树铜像的。”